人人都有故事，

这是[有故事的人]发表的第个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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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。”

我知道，你只是想和我聊聊天

?热风

我大三那年，因为受不了学院的“文革风气”，就申请到台湾做交换生。在高雄师范大学主修国文，选课的时候动了点小心思，把所有的课都排在周一到周四，这样周五连着周末并成三天小长假，背上单反，带点散钱，便可以一个人自由自在到处玩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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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，我在台北二二八公园的国立台湾博物馆参观，在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无意间看到了原住民的手纹图案——那是排湾族人民的传统习俗，一种美和尊贵地位的象征，也是少女葆有贞洁的标志。展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繁体字，但事实上，我对纯粹的知识没太大兴趣，真正让我内心骚动的，是那迂回曲折的线条所勾勒出的神秘莫测的形状，有着某种图腾崇拜的召唤。有了探秘的热情后，我顺着策展标示找到了地点——台湾原住民文化园区，坐落在屏东县玛家乡与三地门交界之隘的寮溪南岸。

看上去挺偏僻的，但那时候我很年轻，浑身上下跳跃着浪漫主义的激情。越是少有人烟，越能脑补出那种世外桃源的绝尘画面。我查好路线，在结束了二二三公园的游览后，找了家评分高的青旅住下，第二天早上6点钟，搭了最早一班的台铁，前往屏东。台湾的高铁速度不快，磨磨唧唧5个多小时，快接近12点，才抵达目的地。不出所料，是个安静朴实的小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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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热情好客的台湾朋友的指示下，来到了屏东汽车站。或许是因为工作日的缘故，偌大的车站，除了卖票员和保安师傅，只有我一人候车。台湾的公交车不准点，或早或迟，纯凭运气，我运气不错，等了10分钟左右，车便来了。跳上车后，发现还是只有我一人。司机是个面色黝黑的中年大叔，绷着个脸，神色严肃，一点没有台湾人温柔敦厚的亲切样貌。我心里有些发怵，找个靠后的位置坐定，带上耳机，听起了美国乡村音乐。

1个小时的车程，不算太长，边听音乐边打小瞌睡，也能心平气和地打发过去。但冷不丁的，就会出现那么个小插曲。

车开到屏东科技大学那儿，有一站休息，我下车呼吸新鲜空气，再上来时，那位大叔突然发话了：“你是从中国来的吧。”他国语很不标准，口音极重，但语调抑扬顿挫，尚能辨清。很多台湾人习惯以中国称呼大陆，刚开始有些不舒服，但后来习惯了，这不过是一种遗老叫法罢了。

我“嗯”了一下，没想到他莫名其妙就发火了：“一看就知道你是大陆的！”这句话明显有挑衅意味了。我仔细回顾了从开始到现在的一系列举动，努力回忆是不是有什么举动扰到了他，但，并没有。上车，刷卡，找座，静坐，除了刚才的对话，我们之间压根没有任何交集。

我想，这大概是个激进的绿党分子，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，不作声了。他见我没反应，也沉默了。此时的沉默与刚开始有了质的区别，好像是在车里投了颗噤言烟雾弹，烟气散尽，露出彼此兀地张着的嘴，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的尴尬模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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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车后，我挪到最后一排，继续听歌。车已经开了三分之二的路程，从车里望出去，一旁是高耸陡峭的石崖，一旁是白色的安护栏。石崖上长着稀稀拉拉的青苔，偶尔出现一大片爬山虎，葳蕤蓬勃的绿意让人心情大好。多云，天是晴朗的，空气里承载着晶莹的水汽，我摘下耳机，打开车窗，春天的风轻柔地扑在脸上，仿佛渗入毛孔，顺着血管流到着火的心脏，一下子变得清爽惬意。

“你是去原住民文化园区啊”，突然，司机又说话了。我怀疑他很可能一直在后视镜中盯着我的一举一动，加上刚才他略激烈的言语，不禁心头一紧。我没做声，他以为我没听见，扭过头，提高声调冲我喊：“你是去原住民文化园区啊”，“是的”，我也扯着嗓门回了他一句。于是，他开始和我介绍景区里的活动，有趣的景点，注意事项等等，由于词汇生疏，且他的口音实在不准，我听得云里雾里，只好在他一大段介绍结束之后，很有礼貌地朝他喊：“谢——谢！”

他很满意地点点头，继续说，我去过大陆很多次啊，北京，上海，广州，浙江…..但主要是湖南，他们那里的人吃辣，长沙臭豆腐啊、凉皮冻啊、猪血糕啊，都和我们这里差不多嘛…..他絮絮不断地讲下去，压根没给我答话的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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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来台湾之后，我和台湾人的对话往往是这样千篇一律的模式，聊得无非是各自通过旅游看到的“你们的”生活，风土人情，美食习俗，生活习惯，大抵如此。表情包无非赞叹、惊奇、失望、鄙视、无所谓……老实说，我厌倦了这样的对话，而且后来我已经听不清他讲什么了，但那种粗犷、野蛮、有着泥土味的声音不断撞击着我的耳膜，像工地里的噪音，喉头咳不出去的痰，难受得紧。我不敢戴上耳机，但同时很厌恶自己的怯懦，快点结束吧，我想，这真是一趟糟糕的旅程。

10分钟后，我看到人流逐渐密集起来，是高人气景区的范式。“到了”，他说，“景区4点半关门，到那个点，你出来，我的车就在这里，记住，还是坐我的车。”他看上去很真诚，嘴角扬起，露出残缺不全、带着血丝的牙，是长期吃槟榔的后果。我心想，鬼才会再坐你的车。但表面上，我仍旧礼貌，克制地与他道别，“叔叔再见”，他眼里流露出一种依依不舍的情绪，我怀疑是我看错了。走了好久，回过头，发现他还在那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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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是下午1点了，买票，进景区，拿上一份导览图，便可以很顺畅地行走起来。说实话，这个原住民文化区并没有给我惊艳的感觉，一个展览大厅，16个少数民族列次排开，每个点有本民族的特色文化体验，你可以加入到他们的活动中，感受不一样的民族风情。可是，当文化以某种娱乐方式公开呈现，可以人人参与时，就带了那么点廉价而庸俗的气息。而我念兹在兹的手纹，则始终不见踪影。我有点失望，心浮气躁地玩了些项目后，4点左右，就直接出了景区。

不甘心，一想到费尽辛劳才来到这里，却要抱憾而归，便觉得太不甘心。于是，我厚着脸皮向咨询处打听，才知道手纹展览在一公里外的另一景区。兴奋难已，立刻徒步前往。到那儿，排湾族人民果然友善，他们知道我千里迢迢赶来之后，为我画了手纹，送了我个手纹背包，拉着我的手和我讲他们民族的故事。我玩high了，不知不觉忘了时间，等想过来，已经过了5点。

事实上，我压根没考虑到怎么回去的问题。错过了大叔的车，公交车总还是有的吧。但是，排湾族朋友告诉我，这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“台湾好行”，如果要坐公交车，必须走到山下去坐。山下？我想到那蜿蜒曲折的山路，顿时傻了眼。没办法，死马当成活马医，我决定原路返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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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得气喘吁吁，到下车的地点时，居然发现司机大叔在那儿。他朝我鸣喇叭，很大声地，似乎在宣泄怒气。我灰溜溜地上车，心里有感激，于是找了第一排位置，想着离他近点，好谢谢他。刚坐下，他就凶神恶煞地开骂了：“你们大陆人就是没有时间观念！一点时间观念也没有，说好四点半的，现在都5点十分了，时间观念这么差……”我自知理亏，不敢作声。他又说：“你和我老婆一个德行！”

好像涉及家事了，我更不敢插话，就任由他说着。实际上，经过这一天的奔波，我相当疲惫，头靠在车背上，眼睛便不由自主地眯上了，但意识尚为清晰。他顿了几秒，继续说：“我老婆是大陆人，湖南的，我们结婚六年了，有一个小孩，小孩在高雄读大学，很乖，但是男孩子经常不回家……”

这大叔，还真没把我当外人。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的“秀恩爱”嘛，我太知道这样的话题该如何接下去了。“您真幸福。”我假装羡慕地说。大叔突然安静了，他咳了一声，很黯淡地说：“六年之后我们离婚了，她突然就消失了，我再也没见过她，儿子后来一次也没回过家，他从小和我不亲，妈妈不在了，当然也没有理由回家了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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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戏剧性的转变令我目瞪口呆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安慰，劝告，沉默，好像都不合时宜。我从他的语气中听得出一种厚重的悲伤，以及孤独，落寞，愤恨，不解……这些混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，好像成了隔音墙，阻断了我们之间声波的传递。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，而且还与抛弃他妻子的身份一样，我又该说什么？我张着嘴，憋了好久，才言不由衷地问了句——为什么？

“为了台湾身份证，大陆人拿到台湾身份证要在当地住满六年，她拿到身份证当天就和我离婚了！”他好像知道我要问什么似的，答案脱口而出，语气很凶，咬牙切齿的样子。我十分害怕，回想起他之前的种种举动，不由猜想这会不会是一场安排好的报复性谋杀？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如果他要临时起意，压根没人知道……我越想越绝望，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头皮发麻，脸上直冒油。

“我一直想不明白，我对她很好，我们结婚后没吵过嘴，我对她很好，很宠她，不骂她，不打她，这样，她为什么要和我离婚？我想不明白，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……”他说着，说着，声音突然哽咽了，但是他没停，也不管我是否听着，继续说：“我们的婚礼是在垦丁海边办的。我把所有的亲戚、朋友都喊来了，买了很大的戒指，给她，我不识字，但我真的很爱她。结婚后，她隔三差五往娘家跑，我陪她，机票贵也没关系，多开几趟车就赚回来了，我不让她工作，养着她，待她像公主，这么好，为什么要离婚……”

他一边问，一边说，一边抽泣，呓语般的，似乎忘了我的存在。我心中升起莫名的哀伤，这些话，他憋了多久？这些话，他为什么要同我说？忽然，我明白了他之前那些行为，愤怒开骂，主动和解，原地等我，终于觉得水到渠成，才让这些话像洪水那样泄出来。这里面有多少鼓起勇气，又有多少情难自已？我不知道，我同样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但我知道，此时此刻，他只是想和我聊聊天。我艰难地挺身，正襟危坐，我希望他能在反光镜里看到我的样子，那认真、严肃、尊重他的样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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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过得太苦”，他刚说完这五个字，突然刹了车，又到了屏东科技大学这站，路边有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在招手。他马上用手背抹了抹自己的眼睛，转过头，很严肃地叮嘱我：“好了，别说了！”仿佛刚才全是我在说话似的。女人上车后，车里又恢复了沉默，而这沉默，又和最开始迥然不同。

之后都是沉默。到了终点站，那女人先下车，我紧跟其后。离开前我扭头看他，他目视前方，浸在一片巨大的晚霞中，金色的光打在脸上，像沟壑斑斑的田，整个人如同一座铸铜雕塑，拘谨而静默着。车开走了，我在原地站了很久，这次，我目送他离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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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久很久以后的一天，我读到了契诃夫小说《苦闷》，里面有个刚失去儿子的马车夫，三次尝试和别人诉说失子之痛，无果，最后只能在寒风凛冽中，对着自己的马儿说话。看到这幕场景，我没来由地想起那个皮肤黝黑的大巴司机。蒋勋说的“言语孤独”，在这个科技发达到地球可以用“村”来命名的时候，依旧成立，甚至更甚。《圣经·旧约》中写到，“我的烦恼向谁诉说……”，最后他那戛然而止的话仿佛成了一只折断的戟，扎在我心头，是不知所以的疼。时过境迁，如今，我有多想问他一句——那些没说完的话，您有找到人说吗？

作者：热风，典型文艺女青年，非典型中文系学生，漂泊者

本文责编：周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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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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